第五章 生离死别的流放

 一、先秦的流放故事

1.

流放在我国起源很早，据传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时即有流放之刑。当时这种刑罚主要是针对氏族内部不听话的成员所实施的一种惩戒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有“流宥五刑”的记载。有人把它解释为：“宥，宽也，以流放之法宽五刑”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对本族成员犯罪本应处以墨、劓、刖、宫、大辟之刑等酷刑，但为宽大起见，改用流放作为宽宥。

但事实上，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，人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，每个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，将人逐出氏族事实上可能和杀了他差不多。

2.

此外，和任何刑罚一样，流放也是镇压异己，政治斗争有力武器。在当时，流刑曾广泛应用于部落联盟内的某些斗争失败的氏族首领。

如尧舜时期著名的“四凶”案件。四凶者，共工、讙兜、三苗和鲧，皆为华夏部落首领，四人及其部落都被流放。《山海经》说共工曾与颛顼争帝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怒触不周山，搞得天柱折，地维绝，弄得是天倾西北，日月星辰移转方向，东南地面出现了大窟窿，一时洪水滔天。可能是当时势力太大，颛顼帝倒也没怎么惩罚共工。可是到了颛顼侄孙尧帝之时，共工势力衰微，于是被打入“四凶”之首，流放幽州，用来改变北方少数民族（北狄）的习俗。

3.

这可谓是一箭双雕吧，既惩罚了政敌，又废物利用让其作为防御北狄的第一道防线。讙兜可能与共工关系不错。相传，尧年老的时候，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提出后继人问题，讙兜推荐共工，尧当然没有同意。后来舜在协助尧理政时，就把讙兜打入“四凶”之中，流放到了崇山，用以改变南方少数民族（南蛮）的习俗。另两位“四凶”成员就是三苗和治水失败的鲧了。前者被流放到三危，以改变西边少数民族（西戎）的习俗，后者被流放到羽山，用以改变东边少数民族（东夷）的习俗。

4.

其中最冤的可能是鲧了。鲧是颛顼帝之子，大禹之父。鲧治水九年，殚精竭虑，勤奋忘我，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，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，如果没有鲧打下的治水基础，他儿子禹能否顺利完成治水任务可能就很难说了。所以屈原曾为鲧叫过屈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屈原后来也被楚王流放。历史上“忠而被逐，情何以堪”的悲剧曾反复上演。

进入奴隶社会以后，虽然当时的刑罚体系以肉刑和死刑为主，但是流放之刑也有使用，但其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并非通常之刑。

5.

夏商周三代均有流放的记载，如商朝太甲帝由于不遵祖宗之法，统治暴虐，于是被辅政大臣伊尹流放商汤所葬之处桐宫。当然太甲的运气不错，伊尹并不想取而代之，让太甲流放桐宫，只是让他闭门思过。三年以后，太甲重归善道，伊尹又将政权返还太甲。

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流放刑萌芽，其中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上文提到的屈原了。屈原名平字原，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，曾辅佐怀王变法图强，坚决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。

6.

无奈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变法伊始，屈原就遭到以怀王庶子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，他们在楚怀王面前造谣中伤，怀王误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“三闾大夫”。屈原虽被降职，但仍关心楚国命运。当秦国为了破坏六国联盟，派特使张仪来楚国游说时，屈原冒死进宫劝说怀王不要上当，但怀王却将屈原放逐到汉北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、河南交界一带。待到楚怀王觉察受骗，才想起重新起用屈原。

7.

可是，时隔不久，当秦邀请怀王到秦地武关（今陕西商南县西北）会见秦昭王，对于这明显的鸿门之宴，怀王却听信子兰的怂恿亲去武关，对屈原的苦苦哀劝无动于衷，最后咎由自取，一入关即被秦兵生擒，最后客死秦地。可悲的是，怀王之子顷襄王即位后居然让罪魁祸首的子兰担任最高官职令尹，屈原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。子兰为打击政敌屈原，在顷襄王面前不断造谣，顷襄王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朝廷，流放到鄂渚（今湖北武昌县境内），继而更加远逐到溆浦（今湖南中西部）。

8.

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正是这种无比悲怆的国恨家仇成就了屈原不朽的文学奇葩。屈原所流放的地方在当时可谓人迹罕至，荒凉异常。屈原的《涉江》对此有过记载：“入溆浦余儃佪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深林杳以冥冥兮，乃猿狖之所居。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。”恶劣的自然环境，悲苦的境遇让屈原这位昔日的贵族“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。

9.

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无比折磨，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”虽然屈原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仍希望有朝一日报效国家，虽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！但当国破家亡之际，屈原感伤自己报国无门，在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之时，作《怀沙》之赋，抱石沉江以身殉国，享年63岁。

其时为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278）夏历五月初五日，后来这一天成了端午节，人们希望用这个节日永远纪念伟大诗人的不朽灵魂。屈原死后不久，楚为秦所灭。但是屈原这位悲剧英雄却永远为世人所铭记，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。

10.

1300多年后，时年22岁的青年才俊苏轼感伤屈原之事，遂作《屈原庙赋》愤然高呼：“自子之逝今千载兮，世愈狭而难存。贤者畏机而改度兮，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。”苏轼认为，屈原为士人的万世楷模；但屈原之后大多数士人却成圆滑庸碌的奸诈小人，这是为什么？他指出，罪恶的根源不在士人，而在朝廷。不幸的是，正如屈原哀悼鲧之受罚不公一样，苏轼后来也因政敌攻击，因言获罪，流放黄州。为什么历史老是周而复始！

11.

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虽然秦朝之前已有流放的萌芽，但它和后世作为五刑之一且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并不相同。

上古的流放，罪犯或政敌要被驱逐出国门。这就是《礼记·大学》所说的“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”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，仁德的君王会将他们流放，不让他在中国居住，让他与蛮夷为伍。想想看，那时的国家概念是宇宙之国，宇宙最中央才配称中国。将你驱逐出中国，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，这种惩罚可够重的。

12.

所以，《庄子·徐无鬼》说：“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？去国数日，见其所知而喜；去国旬月，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；及期年也，见似人者而喜矣；不亦去人滋久，思人滋深乎？”离开中国数日，见到自己的熟人就开心；离开中国数月，见到以前在中国见的东西，就高兴；离开中国数年，见到长得像人的东西就狂喜。总之，那时和现在不一样，出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

但是后世的流放则是将犯罪者放逐到本国控制范围内的边远地区，而非国门之外，犯罪者还在中国境内，当然流放的地点肯定好不了，通常是极远而无人烟的地方。

13.

另外，先秦的流放刑罚主要针对政敌，但是使用并不普遍，尤其是春秋、战国之际，多国并立，楚材晋用，各国非常注重人才，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，如果将一能人“流放”出境，不但起不到惩戒的作用，而且等于把人才推向敌国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所谓“入楚楚重，出齐齐轻，为赵赵完，叛魏魏伤”。而后世的流放则比较普遍，这主要是天下一统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

第五章 生离死别的流放 

二、流刑的萌芽——迁徙刑

14.

进入秦汉，流放又得到进一步发展。秦始皇在前代流放刑的基础上制定了迁徙刑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法律问答》记载了几个关于适用迁徙刑的案例。其一是某盗贼窃取“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，迁之”，小偷偷了不满220钱，就可以被判处迁徙刑。其二是：“啬夫不以官为事，以奸为事，论可（何）也？当（迁）之”，国家的官员不好好干活，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也可以判迁徙之刑。

15.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封诊式》还有一个关于不孝的案件：有个因为犯罪被剥夺官爵的人甲（士伍）因为儿子不孝顺，请求官府将其子断足，然后流放到蜀郡边远县份，并叫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点，官府答应了该士伍的请求。该案可算是开对不孝加以治罪的先河。在此后许多朝代，子孙如果不孝，只要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，父母都可请求官府将其流放，这些忤逆不孝的子孙常由内地发配到云、贵两省，而且一般不许赦免，除非遇到特旨恩赦，并经父母等亲属同意，才有释放的可能，重返故里。

16.

此外，在秦朝，对于统治有危险性的人物除了斩杀，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迁徙到边远地区。当时最著名的被判迁徙的“反革命集团”与长信侯嫪毐有关。相传嫪毐与秦太后有私情，被封为长信侯威权日盛，并与太后私下密谋，拟俟嬴政死后，即将两人的私生子立为嗣王，后来此事被发现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：始皇九年（前238）长信侯嫪毐作乱而觉，后兵败被抓，嬴政将其以及主要党羽五马分尸，车裂而死，并灭其族。

17.

嫪毐的门客，有些罪轻的被判三年劳役（鬼薪），还有些被剥夺爵位并被流放到了蜀地，“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”。相传是始皇生父的文信侯吕不韦也因嫪毐案被牵连，被罢去相国之职，后被迁往蜀地，于是成就了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，所谓“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”，这也算是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的一个注脚吧。由于当时的四川过于荒凉偏僻，加上年纪大了，又被亲子驱逐，吕不韦难免急火攻心，两年以后就撒手西去。

18.

吕不韦死后，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葬了。嬴政得知此事后下令：门客中有临丧哀哭的，如果是三晋地区的人，要被驱逐出境，离开秦国；如果是秦国人且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，就要削夺官爵并处迁徙刑；俸禄在五百石以下而没有临丧哭吊的，也要迁徙，但可保留官籍。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仇恨，不知是否与其身世有关，也许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秘密为人所知，所以急于与吕不韦划清界限，以示自己血统清白。

19.

据说当时嬴政曾咬牙切齿地指出“自今以来，操国事不道如嫪毐、不韦者，籍其门，视此。”至于嬴政生母秦太后，最初也被流放雍城，但后来被人劝说，“秦方以天下为事，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意，恐诸侯闻之，由此倍秦也。”嬴政从政治角度考虑，害怕其他诸侯会因此说三道四，背叛秦国，影响统一大业，于是将母亲接回咸阳，复居甘泉宫。

上述事例说明，迁徙刑在秦代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刑种，但它仍与后世作为主刑之一的流刑有一定区别。

20.

首先，从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的记载来看，秦代迁徙刑的适用对象大都属于对轻罪的处罚，如盗窃。其次，秦代迁徙刑的目的及量刑标准并不十分明确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民的性质，因而迁徙地往往是选择国家最需要开发的地区，如四川。

两汉时期，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局面逐渐趋于稳定，迁徙刑也进一步发育成熟，但它仍然是一种权宜之策，并未纳入正式的刑罚体系。这一时期凡因罪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称“徙边”或“流徙”。与秦代相比，此期的流放刑的位置逐渐接近后世的流刑，即已渐次升级为死刑之下的“减死罪一等”，广泛适用于上层官吏及其家属。

21.

据《汉书》西汉元、成二帝以后“减死罪一等”屡见史载，如元帝京房、张博案。该案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因官员泄密而被处刑的案件，当然它更多的还是带有政治斗争的特点。

京房是当时的大学者，其主要研究方向为《易经》，一时名满天下，淮阳王的舅父张博对他非常仰慕，于是跟随他学习《易经》，并把女儿许配给京房。京房每次朝见，回家之后，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。后被政敌石显得知此事，于是指控京房泄漏朝廷机密（术语叫“漏泄省中语”）跟张博通谋，诽谤治国措施。于是京房跟张博同时下狱，绑赴街市斩首，两人的妻子因为“减死罪一等”而放逐到边塞。

22.

到了东汉时期，封建统治者本着“以全人命”的原则将“减死罪一等”运用于一般的死囚特赦，东汉后期又将迁徙与劳役刑结合起来执行，如东汉桓帝时马融、灵帝时蔡邕及其家属等皆受此刑，这些都表明了迁徙刑向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过渡。

马融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。和今天的很多学者一样，出仕之心太重，涉足官场这趟浑水，却不谙为官之道，得罪了大将军梁冀，梁冀诬陷马融贪污，马融遂被免官并流放朔方，当然他后来得到赦免，还升了官，享年88岁。

23.

另一位遭殃的学者蔡邕，相比马融，运气就差多了。蔡邕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，蔡文姬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就是他的女儿。蔡邕在灵帝时官拜郎中，负责校勘书籍，却因弹劾宦官而被流放，地点和马融一样，也是朔方。献帝时董卓强迫他出仕为侍御史，官左中郎将。董卓被诛后，蔡邕为王允所捕，死于狱中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汉代的迁徙刑时有适用，但它更多的还是保留着《尚书·舜典》中“流宥五刑”的代刑痕迹，它并未列入国家法定的常用刑，常常是依据皇帝的敕令变通适用，因此它还是一种临时性、例外性的措施，并非作为五刑之一的流刑。

第五章 生离死别的流放 

三、流刑的形成

24.

流刑正式进入法典是在北朝时期，北朝诸代统治者总结了迁徙刑施用七百余年的经验，将“赦死从流”确定为量刑原则，流刑制度正式形成，成为封建五刑介于死刑和徒刑之间的常刑。这在中国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它标志着肉刑被彻底抛弃，表明刑罚从重到轻的进化规律，也体现了人类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。

为什么流刑制度正式实施于北朝，这里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？

25.

这就不得不从汉文帝废除肉刑说起。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肉刑。这一改革无疑其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使得奴隶制旧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进化，标志着刑罚从野蛮逐渐向文明迈进。但是，在改革之初却出现了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废除肉刑不仅没有降低刑罚的残忍性，反而使得其残忍性有所加大。

文帝除肉刑的具体内容是：以髡钳城旦舂（重劳役刑）代替黥刑，以笞三百代替劓刑，以笞五百代替斩左趾，以弃市代替斩右趾。

26.

然而这种改革存在两个重大的弊病：

其一是废除肉刑后，斩右趾者弃市，生刑入死刑，这显然是徒有轻刑之名，而有重刑之实（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）。事实上，文帝以笞三百、笞五百分别代替劓刑、斩左趾本是仁慈之举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又因笞刑数太多，笞刑部位为人体背部要害，而使许多罪不当死者也被打死。一时出现受刑人“率多死”的局面。笞刑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刑。

27.

其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过度的中间刑，导致不同刑种之间轻重失衡、罪刑失当。作为一种刑罚体系，它必须由轻重不同的刑罚方法组成一个层次鲜明的有机体，各种刑罚应当具有良好的衔接性。旧五刑虽以肉刑为主，过于残酷，但是生、死刑之间还是能够做到轻重衔接的。如今肉刑被废除，又缺乏衔接死刑的中间刑，经常会出现轻重失衡的局面，“死刑既重，生刑又轻”的现象屡有发生。面对这种现象，在缺乏限制国家刑罚权法治思想的古代，司法官员也就习惯于“从重、从快”了，结果那些本来不该处死的人都被“严打”了，滥杀、多杀的不良后果也就不可避免，“一时所杀岁以万计”。

28.

针对废除肉刑出现的弊端，汉末魏晋时期围绕肉刑的存废问题有过旷日持久的争论。但是肉刑终究没有在魏晋之际恢复，究其原委，可能是肉刑的名声太不好听了，魏晋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愿意背上残暴的名声。虽然一些统治者认为恢复肉刑有一定必要性，但一遇到反对意见，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斟酌再三，恢复肉刑也就始终是一个建议，而没有成为现实。在肉刑存废之争中，王朗可谓是坚定的反对者，他认为可以劳役刑作为中刑代替肉刑。这种建议为北朝统治者所借鉴，他们正是基于王朗的这一设想，在前代经验上，提出“赦死从流”这一创造性的思想。

29.

流刑终于成为正式刑种，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，肉刑基本上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，刑罚向着文明迈进了一大步。

北朝流刑制度对后世的刑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并奠定了后世五刑制度的基础。具体而言，北朝的流刑制度有如下特点：

第一，流刑被正式列为五刑之一，位列死刑和徒刑之间，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。而在先前，虽然秦汉已有迁徙刑，但它并未成为法典中的正刑，它主要是针对判死罪人员的恩赦，只是一种“减死罪一等”的临时变通的措施，并不属于正式的刑种。

30.

据《魏书·刑罚志》记载，北魏的法定刑有五种，即死、流、徒、鞭、杖。流刑为死刑之下、徒刑之上的固定刑种。北齐、北周和北魏大致相似，北齐刑制为：死、流、刑（徒）、鞭、杖，北周亦为杖、鞭、徒、流、死五等。这显然和隋唐等后世的新五刑基本相似。流刑作为生死之间的中间刑的地位为法律所确定，这也就解决了肉刑废除后刑罚体系的轻重悬殊导致的弊端。

31.

第二，流刑的目的是惩戒与戍边并重，将流人徙边为兵是当时普遍的一种形式。其实在秦汉时期，迁徙刑就已经具备这一目的。秦二世时大赦“徙”者从军抗击陈涉义军，显然就是将罪人充军以抗强敌。西汉时也经常让罪民西征西域匈奴，如汉代的“屯戍法”，就是将罪人发配边疆，从事农业生产，供应军需，同时本人又作为兵士，抵御匈奴。所以沈家本说：“徙民实边之策实创于错（指晁错），不独汉代行之有效，乃千古至计也……”由于南北朝时期，军阀割据，连年混战，兵源紧张是一个普遍现象，这就不得不重视罪人这一庞大群体的人力资源了。

32.

对于这个问题，北魏高宗与其臣僚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。陇西王源贺曾上书高宗：“臣闻人之所宝，莫宝于生命；德之厚者，莫厚于宥死。然犯死之罪，难以尽恕，权其轻重，有可矜恤。今就寇游魂于北，狡贼负险于南，其在疆场，尤须防戍。臣愚以为非大逆、赤手杀人之罪，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，皆可原命，谪守边境。是则已断之体，更受全生之恩；徭役之家，渐蒙休息之惠。刑措之化，庶几在兹。

33.

《虞书》曰：‘流宥五刑’，此其义也。……高宗纳之。已后入死者，皆恕死徙边。久之，高宗谓群臣曰：‘源贺劝朕宥诸死刑，徙充北番。诸戍自尔至，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，生济之理既多，边戍之兵有益’。”这一段对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既然边防压力如此之大，兵源又如此紧张，那为什么不将一部分死刑犯“废物利用”，这既可以换一个君上仁慈的好名声，让犯人感激涕零，拼死效力，同时又可以解决兵力问题，还可以开发西北边区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，从而达到“奸邪可息，边陲足备”之目的。

34.

一箭三雕之策，何乐不为。然而，如果想想流放戍边之人所处的地点“春风不度”，如此萧瑟荒凉，以及流人遥望故土，今生今世却无法返回的内心悲苦，并且随时遭遇战争，生死悬于一线，那这种刑罚其实也就不那么仁慈了。说穿了，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把百姓当成人，更何况罪人，百姓的生命不过是实现统治目的的工具，只不过有时披着所谓仁慈的外衣。

第五章 生离死别的流放 

四、流刑的光大

35.

将流刑制度发扬光大的是唐朝，这也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一段时期，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中华法系的精髓，这一时期的流刑制度基本成为后世流刑的典范。唐律将流刑定为三等，分别是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，称为三流，以距家乡的远近来确定刑罚的轻重，三流都要强制服劳役一年。此外，又创立了加役流作为部分死刑的替代刑。

36.

在唐高祖执政期间，一度被废的肉刑曾有过抬头，武德年间死刑中的一些内容被改为断右趾，但是“断趾”这种残酷肉刑一经恢复就受到人们的责难，因此素有仁爱之风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将断趾法废除，“改为加役流”，即“流三千里，役三年。”显然，这种加役流是死刑犯的一种特赦之刑，属于特殊流刑，在五刑体系之外，因为犯人不仅流三千里，而且在一般流刑强制服劳役一年的基础上再加二年。在唐太宗之后，肉刑制度就基本没有在正式的五刑制度中出现。

37.

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，体现儒家“明德慎罚”“恤刑慎杀”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”的思想，唐代的流刑被广泛适用，以往可被判处死刑的许多犯罪都降为流刑，所谓君王“不忍刑杀”故得以“宥以于远也”。唐代有相当一部分流刑是由死刑改判的。如玄宗朝曾多次下诏，要求“降天下死罪从流”，“制天下死罪降从流”。

又如，太和元年，兴平县有一人名叫上官兴，酒醉杀人后逃跑，于是官府将其父亲关进大牢，上官兴闻讯，为救父亲，自首请罪。有关方面考虑其“自首免父之囚”的行为，奏议“减死配流”，文宗皇帝大笔一挥，下诏“免死，决杖八十，配流灵州”。

38.

另外，唐律还有“议贵”的规定，官吏除图谋不轨，叛逆谋反外，也多可改死为流。如唐太宗贞观十六年（642），广州都督党仁弘收受贿赂达百余万之多，律应当处死。太宗哀其年老且有功，宥党仁弘，贬其放庶人，流放于钦州。宪宗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受贿，起初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但权长孺的母亲刘氏向皇帝求情，宪宗悯其母耄年于是将权长孺流放康州。

由于流刑毕竟是一种介于死刑和徒刑的中间刑，带有限制死刑的特点，有重罪轻判之意，但是为了和徒刑拉开差距，体现流刑的严厉性，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要先行杖罚。

39.

这个口子一开，流刑限制死刑的作用在实际上就大打折扣，因为棍棒之下冤鬼太多，因此后来统治者适当减少了杖罚的适用。《唐会要》卷40《君上慎恤》云：“总章二年五月十一日，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，各致殒毙。乃下诏曰‘别令于律外决杖一百者，前后总五十九条，决杖既多，或至于死。其五十九条内……今后量留一十二条，自余四十七条并宜停。’”流刑附加杖罚的范围有所缩小。但到唐后期，由于统治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，流罪附加决杖的范围又有所扩大，特别是在新颁布的格后敕，也就是所谓的特别法中经常看到决杖后流的规定。

40.

其实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把戏，治乱世用重典，在对统治能力极度不自信之时，往往会大举突破法律规定，法外施刑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决杖后流虽然是唐朝的通例，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群，杖罚则是对这些人的宽大处分，因为杖罚之后，流刑就不再适用。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古代，打一顿总比被赶到荒凉贫瘠的蛮夷之地要强得多，因此以杖代罚也就应运而生。如《唐律·名律》规定：诸工、杂户及太常音人者，犯流者，二千里决杖一百，一等加三十，留住，俱役三年……其妇人犯留者，亦留住。

41.

《唐律疏义》对此解释道：此等不同百姓……故犯流者不同常人例配，合流二千里者，决杖一百，二千五百里者，决杖一百三十；三千里者，决杖一百六十；俱留住，役三年……妇人之法，例不独流，故犯流不配，决杖，留住，居作。诸工、杂户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技术人员，而太常音人则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，对于这些人当然与一般百姓不同，可以特殊照顾。至于这些人的女眷，由于性别原因，加上负有照顾这些专业人士的义务，为了让她们的丈夫或男性亲人更好地为统治阶层服务，因此也就可以一并宽大了。总之，刑罚适用的不平等都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，这在古代中国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了。

42.

流刑毕竟是重于徒刑的一种重刑，因此其残酷性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唐朝的流刑虽然有流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这三流的区别，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定按照规定的里程发配，其选择的地点通常是发配到地远天荒，贫瘠落后的边远地区，如岭南、安南、黔中、剑南等地。而流人最集中的流放之地则是岭南道。岭南最北部距京城3700多里，最南部的灌州（今越南荣市）距京城6700多里，远远超出三流的最高限制。

43.

在当时交通如此恶劣的情况下，犯人带着沉重的枷锁长途跋涉，其痛苦可想而知，大诗人李白就曾被流放黔中夜郎，途经三峡写就《上三峡》，曰“巴山夹青天，巴水流若兹。巴水忽可尽，青天无到时。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”三峡中有一座黄牛山，由于水流曲折加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，因此一连三天都未曾远离黄牛山，山峦始终在视线之内。行路之苦，可见一斑，流人在无限痛苦的行程中心情滞重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真是所谓“青天无到时”。

44.

当然，李白的运气还是不错的，船至白帝城时忽然得到被赦免的消息，心境豁然之际也就有了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传世名篇。

只不过大多数受刑之人就没有太白的运气了，在他们看来，岭南简直就是鬼门之关。唐代诗人杨炎的《流崖洲至鬼门关作》称：“一去一万里，千之千不还，崖洲在何处？生度鬼门关。”不知今天的人们到了崖洲（今三亚）这所谓的天涯海角，在感叹大好河山如此多娇之时，是否能够体会古代流人的心酸。

45.

在当时，岭南是怎样一个地方啊！荒冷偏僻，瘴厉横行，习俗迥异。很多流人都是在长途跋涉中一命呜呼，即使幸运地赶到流放地，也很难逃过疟疾肆虐、水土不服的厄运。因此，就连为流人送行之人也相信，他的朋友永远也不可能回到故土，此去就是永别。唐代诗人王建的《送流人》一诗道出个中悲苦：“见说长沙去，无亲亦共愁。阴云鬼门夜，寒雨瘴江秋。水国山魈引，蛮乡洞主留。渐看归处远，垂白住炎州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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